我国立法对罢工的立场

关于我国立法对罢工的立场,学者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本人认为,相对于公民权利而言,依照基本的法理“法无禁止即自由”,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就是允许的。在未损害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在私法范畴内,公权力不应当进行过多干预。因此,尽管没有明确而详尽的法律规定,但是在我国进行的罢工或者争议行为并不必然违法。

第一,宪法层面。在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关于罢工的争议行为的相关规定是有变化的。[1]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取消了“罢工自由”的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对罢工这种集体劳动争议行为是禁止的。也有学者认为1982年宪法取消罢工,有者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但这并不表明政府禁止罢工。

第二,国际法上的立场。200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一公约的第八条第一款(丁)项规定:“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在中国批准这一公约同时发表的声明中,并没有对这一内容做作出保留或者其他特别的说明。而对该条第一款(甲)项做了保留:根据中国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办理。[2]

而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对罢工的规定很不明确,既没有授权,也没有禁止。尽管这一国际法的规定要在中国具有国内法的效力,还需要通过国内罢工立法的形式来实现,但“有权罢工”这一国际法律原则,则是中国政府所明确认可的。

第三,我国现行法律层面。中国政府对于罢工或者进行争议行为的认可,更直接表现在中国现行的成文法中。1992年《工会法》相对于1950年《工会法》增加了关于“停工、怠工”的相关规定,2001年《工会法》更对于1992年《工会法》中关于“停工、怠工”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其背景与全国人大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直接相关。修改后的该法第27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尽管《工会法》中使用的是“停工”一词,但实质上,“停工”与“罢工”的含义是相同的。这一条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罢工问题处理的最集中和最明确的规定。这一规定应该也是对待罢工和处理罢工的基本的法律依据。

 

[1] 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中没有罢工等争议行为的规定。1975年《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1978年《宪法》也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